2个卖家，这一张表很有用，它给我们展示了世界上最大的是美国，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几，中国是十点几，右边是各个国家的一些增长，我们看到美国大约是50%，德国是40%，中国的软件投资似乎和投资是相符的，实际上不是这样，中国希望能够赶上西方国家的技术，但是它的软件业的增长率，不能跟它的经过增长相平衡，它的发展速度是经济速度的两倍、三倍才能赶上发达国家，这边是美国、这边是中国，他们的相差非常大，那么中国现在和德国的经济总量差不多，但是SAP的收入在和德国相比，却只有1/10。在美国主要的IT市场是服务市场，在中国服务业的市场，几乎是硬件的市场，很少有服务的市场，这个情况正在改变，中国要重新考虑，这个13%的增长速度远远不够的，它太小了。 我想中国的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，而且温家宝总理已经说要促进发展和创新就必须要进行信息化，所以政府要用信息化这个工具来促进改变，在我向您说这个1：10的比例的时候，实际上在很多其他的产业，也是这样，我在北京有一个客户，他是一个大的超市连锁，他跟我说，客户在付帐，他们就把结账的系统和硅谷的系统做了一个比较，他是斯坦福毕业的，这个结账的系统就是美国的1/10，以前在中国，联想的产品销售了200万，后来联想变成了2000万，从200变成2000万的购买量，这是本土公司到国际公司的转变，中国要想在其他的方面赶上其他国家的创新，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，在金融产业做得很好，但是在生产产业却有待提高，我想中国在IT的技术设施方面做得很好，在10年前，我们要给客户提供一个固定的网线，他们才能把各个网线联系起来，比如PPT，今天我的电脑上已经有了一个CDMA的数据库，即使在珠穆朗玛峰上，我也可以发E-mail，中国正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。

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讲得太多了，我是说，中国的政府，已经意识到这个紧迫性，许多年前，这个竞争主要是在工厂上，比如在90年的时候，公司就是看它能不能很快地修建工厂，70年代，就是看生产成本，然后在80年代就是看产品的质量，比如日本的产品的质量，大家都很明白，当时日本的汽车，根本就不会坏。90年代就是这种快速的市场反应，那么在过去几年来，我们看到由于这种解决方案的提供，让公司对市场的反应非常迅速，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一些外包服务，还要建立自己的品牌，提供一些解决方案。 我在中国的SAP的业务已经有11年了，那么11年前，我们只是在这里卖一些软件，所以当时只有硬件市场，硬件里面包含了一些软件，那么比如说在非洲，有人卖鞋，但是没有人穿鞋，就有东西卖不出去的现象，有人说，那里没有人卖鞋，我们可以卖鞋，这个市场是需要培育的，今天我们在中国，已经有了2000个客户安装了3000个软件，80%是本土客户，而且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品牌。我们在成都、上海都有我们的办公室，我们的全球知识中心位于大连，我们在美国成本很高，我们现在在中国办业务，可以说也是一种外包，我们来看看德国，我们在那里有外包服务，比如说在美国的硅谷，他的成本就比东欧贵50%，而中国比德国便宜了2/3，那实际上，印度的成本也很低，主要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问题。 我们知道中国刚刚颁布了新的劳动法，新的劳动法，就会让劳动成本进一步提高，这当然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成本，如果劳动力成本还在不断提高的话，那么其他的国家，就会有更多的吸引力，比如说在硅谷的一个项目执行商，它如果在硅谷做项目的话，他的成本很高，所以他可能只是在硅谷选几个人，在印度招300个人来分摊他的成本，他其实这样做，不仅仅是成本，他们所关心的是我的IT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的市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知道，在很多的其他国家，对于中国知识产权，都很有担忧，我觉得中国一定要花大力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，许多的公司，他们很想和中国做生意，因为中国的公司非常的准确，他们的执行力强，但是一旦谈到知识产权的问题，他们就犹豫，他们很担心，对我们而言，我们是先到哪儿去，然后再找一些国际化的公司，宝洁在上海就很早建立了总部，所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我们可以先来开发一些国际的客户，之后，我们又在上海建立了公司，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吸引那些大型的国有企业，这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些比较大的客户，包括海尔、海信、联想、康佳等等，还有许多的金融企业，比如说民生银行、光大银行，都是我们的客户，我想公司之间进行这种合作融合是一种很好的趋势，公司他们利用自己的品牌，我们也利用我们自己的品牌，为我们做宣传。